民族亲和力与区域品格的形成

        一、关于民族亲和力
        这个题目是预设的，原来的题目是： ，我把这“民族文化的亲和力”里的“文化”理解为广义文化。那么广义文化，则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虽然在我们这篇讨论稿中，这样的定义似乎显得宽泛了一些，因为我们试图讨论一个区域内民族心理素质的相互影响问题，概念含义的确定就不应该离结论太遥远；但是我们将“文化”的字眼隐去，意在表明民族亲和力涉指的内容很广、很宽泛，无”与“有” 同。“
        民族的概念我们不去复述。由于民族的存在，就使得民族差异也必
然存在。然而民族差异的存在又是有着严格历史界定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差异表现方式与另一历史时期民族差异表现方式肯定不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
        民族差异固然存在，但民族内部的差异存在不存在呢？湘江流域的汉族和吴越一带的汉族，其心理素质有差异；齐鲁之地的汉民族和三秦大地的汉民族，性格基础恐怕也不一样，这叫区域差异。
        同样是蒙古民族，鄂尔多斯与科尔沁之间，阿拉善与察哈尔之间，绝不仅仅是部族体系的差异，他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活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性格情操及行为特点的绝大差异。蒙古民族原来经常处于游动状态，或者是战争，或者是生存方式的选择，民族内部的交融经常发生。在较大频率的交融基础上，民族性格是稳定的，民族内部的性格差异并不明显。15世纪漠南蒙古的统一及左右翼万户的划分，稳定了漠南各部的生存地域环境，接着是 17世纪初叶清初对蒙古各部的划分，更加确立了蒙古各部落生存、繁衍的基本地域范围。由于受到地形地貌、自然风光及异质民族环境的影响，区域品格便渐渐形成并且突出地表现出来。
        1989年，鄂尔多斯地区有蒙古族人口 142626人，有汉族人口1039202人，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2287人，而所指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
回族、满族、达斡尔族、藏族、朝鲜族、壮族、鄂温克族、苗族、维吾尔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白族、瑶族、黎族 15个民族成分。多民族共同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域内，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区域品格。
        现在请允许引述我自己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为鄂尔多斯品格作一个界定：“清代中叶，鄂尔多斯地区已经开始了民族文化的交融。19世纪末，清朝统治阶级已无力再封闭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蒙古各部，并且下令放垦草牧场。沿边各地的汉族农民蜂拥而至。这些来自晋西北和陕北的汉族农民成为鄂尔多斯新的组成部分。移驻的汉族百姓携带着他们同样久远的历史痕迹，同样宽厚的心灵深深地影响着草原民族，也同时深深地接受着草原民族对他们的濡染。这种交融的历史意义非常深远。100多年来，由蒙汉各族人民共同耕耘、共同嫁接着鄂尔多斯的文明，基于一种宽阔、善良和真诚的地域品格，为日后鄂尔多斯能够成为团结、祥和、富裕、文明的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础。
        民族亲和力是形成这种地域品格最基本的力量。民族亲和力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随着文化传播的增强，在各自的地域边缘就会发生不同文化的对撞与冲击，结果使不同文化在交叉流动中因相互吸引对方的异质文化而不断丰富发展，这是民族亲和力的基质。而一旦这种交叉流动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沉积于一个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民族亲和力的作用就表现为区域品格的形成。
        二、祭奠文化的向心力
        人们都知道，蒙古鄂尔多斯部是专门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陵的特殊部落。从 13世纪形成这个部落以来，其活动地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特别是 14世纪末到 15世纪中叶近 100多年的迁徙，使蒙古鄂尔多斯部的构成成分越来越复杂。19世纪末比利时籍学者（传教士）田清波曾对鄂尔多斯南部的右翼前旗（乌审旗）、右翼前末旗（札萨克旗）和右翼中旗（鄂托克旗，包括鄂托克前旗）进行了部族成分考察，列出了 183个部落（族）名称。这些部落（族）有些是原来形成鄂尔多斯部落时的原始成分，而更多的则是后来融并进来的处于游离状态的游牧部落（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就是因为鄂尔多斯部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成吉思汗祭奠。
        17世纪末，清朝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亲征噶尔丹时，两次途经鄂尔多斯。这里的风土人情曾给康熙大帝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和睦一体，无盗贼，较他蒙古殷富……”这说明，蒙古鄂尔多斯部是一个崇尚礼仪的部落。庄严肃穆的祭典之礼和欢快活泼的婚宴之礼以外，尚有庆贺、志哀、接交、起居饮食、迎来送往等等的礼仪程序。
        成吉思汗陵寝每年举行 4次大祭，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成吉思汗的祭奠活动的规范性、程序性首先影响了整个鄂尔多斯部落（族），参加祭祀活动的所有部民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和接受蒙古历史文化中那些内涵很深、意境很悠远的内容。“苏勒德”（圣纛）、银棺、拴马桩、弓箭、奶桶等等具象物无疑是为部民进行文化教育的最鲜明的实物教材，这就是为什么鄂尔多斯的文化底蕴会那么深的主要原因。
        在浩如烟海的鄂尔多斯民歌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鄂尔多斯部族的性格基调是深沉、宽厚、雄浑和醇厚，同时也不缺少诙谐、欢快、乐观和豁达。从近代以来鄂尔多斯区域性格形成的角度去透视，15世纪入驻鄂尔多斯地区的首先是蒙古鄂尔多斯部落。作为主体民族，正是上述那种性格基调，使它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吸纳异质文化，同时也给异质文化以最深厚的补充。
        三、环境封闭与民族交融选择
        鄂尔多斯地区三面环河。历史上北部曾经不以河为界，却受到阴山的阻隔。这样的生存地理环境，势必造成一种封闭的生活生存概念。有清一代，中央政府在遥远的北京，部落左、右翼各旗会盟之后，直接与理藩部发生联系。直到晚近，绥远城将军衙署及其后的绥远都统衙门、绥远省政府才陆陆续续给封闭的鄂尔多斯地区造成了一些政治影响。另一方面，17世纪以来迅速弥漫在草原上的藏传佛教影响越来越重要。塔尔寺朝佛或者到更远的藏地礼佛成为鄂尔多斯地区寺庙僧侣的向往。但是，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宗教影响，都不如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更猛烈、更直接。“民族文化的对撞与著名民族史学家陈育宁先生指出：冲击、交流融合的现象，首先是基于不同地域人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经济生活越是扩大，北方对南方的经济依赖就越为突出。南北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彼此接触，相互兼容或吸收对方的文化也势在必然。”
        对于鄂尔多斯地区来说，除了政治和宗教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外，其经济活动的依赖首先要考虑到对邻近陕北和晋西北的选择。这是发生
民族交融的必然。1987年笔者曾经在伊克昭盟境域搞过汉民族习俗调查，从幅面上讲，陕北移民占据了 89%的地域面积；从移民人数上讲，陕北移民占有 75%。所以，今天构成“鄂尔多斯人”概念的基础，有一大块受到了陕北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
        四、陕北移民的主导性复合
        移入鄂尔多斯地区的陕北移民，以府谷、神木、榆林、靖边、定边籍为主。从原籍的文化质源考察来看，陕北文化板块沉积得更古老。从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华民俗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陕北地区的文化既有着浓烈的中华文化色彩，祭祖之风炽烈，执着地维系伦理原则；同时又有着江南甚至中原地区所缺乏的质朴、粗犷和豪爽。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对蒙古科尔沁部产生影响及构成补充的是东北移民文化。辽宁和吉林是新移民区，是一个尚在完善过程的新质文化板块。而对鄂尔多斯部产生影响及构成补充的则是陕北为主导的古老文化板块。这一板块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接触和交融进行的时间很漫长，甚至可以讲，陕北文化板块就是已经被中原文化深刻同化了的北方游牧民族复合板块。考察匈奴、赫连大夏、鲜卑魏、鲜卑周、党项夏等等，陕北地区与鄂尔多斯地区几乎都是一个文化地域板块。我市学者安源先生在他的相关著作中，以大量的史实勾陈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因此，当近代大量的陕北移民于蒙古鄂尔多斯进行交融和补充的时候，一切都发生的特别自然。除了局部的不适应以外，大部分交融过程都进行得很真诚、很宽容。近代准格尔旗贵族之间发生的血腥斗争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汉族移民参与；军阀割据形成的匪患也很少是由陕北移民组成；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左”倾路线影响下的挖“新内人党”运动中，民族关系仍然表现得十分和谐……这些因素，都为能够呈现出团结、繁荣、富强的鄂尔多斯奠定了本质基础。
        五、民族亲和力形成的区域品格优势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阐释说：“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的。”就说到民族亲和力，是“天然进化”，也就是自然融合的。鄂尔多斯地区近现代以来的民族交融，由于受到历史文化、地缘因素等等的影响，恰好最集中地体现了民族亲和力的这种最佳表现方式。又因为交融双方一面是以祭祀文化为向心力的鄂尔多斯文
化板块，另一面是古老的陕北文化板块，因此就使得新形成的“鄂尔多斯品格”基础醇厚、文化积淀深重。
        “鄂尔多斯性格”的形成，满足了构建大企业文化的基本条件。统一的文化性格具有这样的功能，它建立了一套隐性的行为模式、执行标准以及人与人和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这样就会减少企业操作中人力资源管理的不确定性，提高社会成员对人与事的可预测性。社会成员在“鄂尔多斯性格”的背景下，十分容易地形成一系列可规范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这些规范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了约束、定向和指导。
        综上所述，挖掘和发展“鄂尔多斯文化”绝不能简单地倡导单一的民族文化。在民族风情的后面，隐含着同样重要的乡音文化。乡音文化是构建政治稳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建设“区域文化”的重要因素，甚至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
抛砖引玉，希望学者同仁能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作者：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秘书长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