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族在中国历史上活动的这个时期，可以看出有几个特点：

第一，第一次联合和统一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众多部落和民族，形成了强大的草原民族，并且第一次建立起了历时持久的强大民族政权；

        第二，匈奴族建立政权后，随着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落后的草原游牧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发达的青铜制造业，铁器使用更为普及，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了在相当长时间里唯一与中原王朝抗衡的力量；

        第三，秦汉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统一国家，首先遇到处置政权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对手就是匈奴。如何处理与匈奴的政权关系、民族关系，在秦汉400年时间里，经历了战争对立、和亲友好、归属相融的发展模式，探索和积累了处理民族关系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和作法，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关系贯穿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起着被传承的引导作用，其历史影响极其深远；

        第四，匈奴的大量南下，大大促进了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华夏—-汉族的融合，是汉族形成和壮大的一个主要来源。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中华民族最早的形成，应该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匈奴族的结合。匈奴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特殊重要的贡献；

        第五，匈奴族在长期的草原生活及与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流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草原文化，并且在以后的历史演进中，成为不断出现在北方草原地区各个民族继承和发扬的传统。《史记》所载匈奴的习俗文化，其主流形态在以后各个时期的草原民族中不断的延续着。从某种意义上讲，匈奴是草原文化的鼻祖；草原文化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匈奴族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民族。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为匈奴作传载入史册，不仅显示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客观包容的历史眼光，也表现了司马迁对匈奴历史地位及作用独到而深刻的认识。这一思想脉络，影响久远。以后的史家，一直把匈奴作为认识“胡”的起点，虽褒贬不一，但都给予了诸多关注。在当代的民族史研究中，匈奴也是一个重点。

        近年来，随着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汉族与北方民族关系的演变、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草原文化的源头等问题都有了新的深入，由此为我们对匈奴的再认识提供了新的条件。我们以往的研究，可能较多地着眼于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本身的发展，而对于匈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却关注得不够，也即从宏观的认识上还有缺陷，这恐怕是当前在匈奴研究中“再认识”的重要问题之一。

        阿勒得尔图（陈鹤龄）先生是职业记者和作家，但自2007年主编《成吉思汗中外画集》（该画集被媒体誉为填补世界文化史空白）始，七年多来“自找苦吃且以苦为苦”，自觉的把精力投入到北方民族史研究的一些基础工作上，收集古今中外论文成果，进行分类筛选，与他人合作先后主编《蒙古民族发祥地考论》、《走出石窟的北魏王朝》、《<蒙古秘史>考论》、《察哈尔论》、《成吉思汗论》、《忽必烈论》、《元上都论》等论文选集，使读者对这些领域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此次他又独挑大梁将古今中外有关匈奴研究的学术论文分源流、迁徙、和亲、政治、语言、文化等几个方面选收集结，选编为《匈奴论》论文集。从这本论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对匈奴研究的大体内容和要点。在此基础上，根据目前学术发展的需要，我们可以有的放矢的谋划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拓展新的领域，以提升匈奴研究的整体水平。我想，这也是编者的一番用心吧。